第一次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一顶帽子——很薄很窄，灰扑扑的，帽檐软塌塌地压着，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。
深秋的清晨，校门口还笼着薄雾。一排黄色的校园电瓶车停在划线里，整整齐齐。他就站在这片黄中间：灰蓝色的旧外套，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车斗里码着几块电池，用旧布盖着。
车停稳，他下了车。绕停车区走了一圈，把歪倒的车扶正，把没进线的推回去。有同学急着上课，随手把车一横就走，他往前迈半步，抬手往空位点了点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同学，往里靠一点，留条道出来。”
那同学讪讪一笑，把车挪正。他不恼，弯下腰，抬脚把支脚踢实。随后他回到三轮车旁，搬下电池，蹲进那片黄色中间，一块一块地换。有人催，他就把动作放快些：“别急，两分钟就好。”有人道谢，他摆摆手：“这点活儿，值当什么。”
起初我只是路过。后来不知从哪天起，进校门时我会先往那片黄色里看一眼，看那顶灰帽子在不在。我开始留意他，心里多了一分关心，也多了一分停车的自觉。
有一回下雨，他披着一次性雨衣蹲在车边，帽檐往下淌水。我忽然想，他是不是也有被生活绊倒的时候？六十多岁的人，为几块电池，风里雨里，一天不知要蹲下多少回。他大概也累过，也委屈过。可他每次都只是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擦擦额头的汗，直起腰，继续把下一辆停正。
那一刻，我想起初中学过的一篇课文——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。先生说，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，笔直的干，笔直的枝。它长在西北的高原上，普通到没有几个人会多看它一眼，可它偏偏参天耸立，不折不挠，对抗着西北风。
雨里那个站着的身影，忽然就和那株白杨重合了。从来没有人会去问一个普通大爷的名字，也从来没有人为他献上过掌声。他做的是最不起眼的活计；风来了就扛着，雨落了就接着，被人忽略也不声不响。日复一日，他就那么站在那片黄中间，像一株长在西北戈壁上、独自守着一段路的白杨树。
从那以后，我停车时总会多推那半寸。
我也慢慢懂得，先生赞美的从来不只是一棵树，而是像树一样的人——那些把日子默默扛在肩上、把活计做在暗处的人。他们不喊苦，也不邀功，只是每天准时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把一件小事做得让人放心。
致敬其实不必等到什么节日。路过时把车停正一点，推车时少占半寸地方，看见那顶灰帽子的时候，在心里悄悄说一句辛苦了——这大概就是我们能给出的、最好的回答。
那片黄还在，那顶灰也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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